这个海南小镇，藏着万亿白酒产业的秘密
4月中旬，去往三亚的航班上已经看出人潮热意。
从凤凰机场出来的人群，目的地几乎都是同一个——亚龙湾旅游度假区。我们越过亚龙湾，沿海南环岛高速，直奔此行的第一站——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
40分钟的车程，一直没见到高速公路收费站。对海南的初印象，从高速公路不收费开始。
在英州镇，我们再次见到四川省农科院水稻高粱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糯型酒用高粱育种岗位科学家丁国祥。同行的还有研究所海南基地站长钟显清和高粱研究中心技术员向宇。
一见面，丁国祥就递来两袋红彤彤的莲雾，仿佛是作为半个东道主迎接外地来客的礼仪。
暮色逐渐降临，一天的炎热却未消散。英州镇的傍晚很热闹，或许是气候造就了火爆的性格，餐馆里人们都敞开了嗓子交谈。吃文昌鸡、烧鹅、老鸭这几道海南特色菜时，追求嚼劲，咬不动就是最地道的。蘸碟也一定要放当地特有的黄灯笼辣椒和青柠檬汁，才更有海南味儿。
4月份气温已经超过30摄氏度，短裤、背心、电扇、椰子，都是这个南国小镇在春季的标志。
这个季节，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正是春耕播种时节。而在海南，经过一个“暖冬”的生长，一批农作物已经进入收获期。
作为我国唯一完全处于热带的省份，海南与其他地区的气候差异，也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农业育种方式——南繁。
所谓南繁，就是利用海南岛的热带气候条件，将水稻、玉米、棉花、高粱等夏季作物的育种材料，在当地秋收后，拿到海南在冬春季再种植一到两代，由此加快种子的选育进程。因此，南繁又被称为中国农业科技的加速器。
作为人口大国，中国早从1956年就开始南繁探索。时至今日，南繁之路已经走过65年。中国育成的7000多个农作物品种中，有七成都曾在海南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其中也包括酿酒用的红高粱。
为了一粒粒种子，千军万马下海南，成为逾半个世纪来“南繁人”的真实写照。
英州镇并不像个小镇，不是说规模，而是指居民、物价和房价。
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里夹杂着本地方言，显示这里外地人众多的人口结构。
听钟显清说，由于东北人大量涌入，接踵而来的地产商，在英州镇开辟出长达12公里的“豪华”海岸线，小镇房价一年一涨。他曾和丁国祥谋划过要不要在这里“搞套房子”，但是每年都没下手，去年房价已涨到3万。
物价也水涨船高。英州镇一度成为整个海南物价最高的地方，甚至超过三亚。有时钟显清去三亚或陵水办事，还会顺便带些东西回来，“比如基围虾，外面卖十几元，英州要卖二十几元”。
外来的不止东北人，还有很多南繁人。
四川省农科院水稻高粱研究所（下文简称“研究所”）海南基地位于英州镇龙门村，与几户村民为邻。
再过两天，丁国祥会带着新一批采收晾晒好的种子回泸州，他邀请我们到基地参加自己的“欢送仪式”。
基地掩映在几株高大的椰子树下，树影投射在院子里。若不是偶尔几缕椰风，会误以为身处研究所在四川泸县的基地——这个院子的朝向、格局和泸县基地都有几分相似。
院子里放置着冲洗用的水管、下田穿的深筒雨靴、防晒的草帽、筛籽粒的簸箕。一截粗壮的树桩杵在院中，面上许多经年刀痕深深交错，那是基地专门用来开椰子的墩子。研究人员坐在廊下给种子编号，汗滴顺着脖颈流下，昭示着海南已是盛夏气候。
除了人员构成不像一户普通村民，他们朴素的衣着、黝黑的肤色已经与当地人无异。对他们来说，海南也早已是第二故乡。
丁国祥第一次来海南是在1988年。26岁的年轻人背着大包小包从泸州出发，在隆昌坐火车到贵阳，贵阳坐火车到湛江，湛江坐汽车到海安，海安坐船到海口，最后从海口坐汽车到陵水，一趟下来要整整七天七夜。
那年海南刚刚建省，经济水平还非常落后，“天涯海角也没有几个人，基地旁边的椰田古寨都是荒地，旅游还没有成为产业”。
当时研究所在这里还没有基地，只能租住在农户家。不仅没有基地，几乎是一无所有。上百斤的材料也需要人工搬去田间，连洗澡水也是打到桶里，靠太阳晒热了再洗。
直到2002年几经搬迁后，研究所才把基地落在了龙门村，建起今天这栋小楼，科研条件逐渐转好。
像丁国祥这样早早踏上这片土地的人，一面见证海南三十余年来的变迁，一面和海南共同向前。
他们身后的每一个基地，都是几十年间这样一砖一瓦盖起来，逐渐成型、扩大，像拼图一样拼成了整个海南省南繁基地。
以农业科学的眼光去看，海南最大的特色或许就是这幅南繁拼图。
“如果没有南繁人，粮食安全问题就解决不了。”
说起南繁的意义，丁国祥的语气里充满自豪。“现在就是怕国外‘卡脖子’，所以我们要吃中国粮，端自己的饭碗，今年中央提出要打种业翻身仗。要用自己的种子，就要到海南岛来。本来一个品种要花十年左右，到海南可以减少一半时间，五年育成一个品种，并且现在已经实现一年三季。”
丁国祥是专门研究酿酒高粱的技术专家，他口中的一年三季，其实包括了三个地方。除了泸州和海南外，还有云南。
“泸州3月到7月，云南8月到12月，海南1月到4月，三个地方轮着来”。
南繁人，就是一群追着太阳跑的人。
丁国祥每年有接近一半的时间是在云南和海南度过的，去年春节还留守在海南过年。这次回泸州后，再过来就是冬天了。
回去前，丁国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给高粱脱粒，然后将挑选出的籽粒带回泸州进行第二批次播种。根据南繁收获的时间，泸州当地播种从3月起分为三到四批，最晚的一批种子，会在5月初播下。
将晾晒好的穗子码在一角阴凉处，丁国祥搬来小板凳，戴上草帽和口罩，开始这项承上启下的重要工作——整穗装袋、捶打脱粒、取下穗子上的标签、倒在簸箕里筛、连同标签一起倒入袋中、将袋子缠绕几圈系牢，如此循环往复。
这道工序，他从来不假手于人。 “谁来脱粒都可以，但自己做，对种子的颜色、大小、好不好脱粒都很清楚，好脱粒的品种老百姓就不会那么费劲。”
有些早批次的种子已经寄回去，这一批由丁国祥随身携带，约莫有二三十斤。
回去时，箱子里装着沉甸甸的高粱种子。再来时，行李箱的这部分空间往往放着古蔺麻辣鸡、板鸭、腊肠等海南轻易吃不到的东西。
当天的欢送仪式其实很简单，就是做一桌子兼具海南特色和家乡口味的菜，大家聚在一起喝点酒。席间谈天说地，其乐融融，也算是南繁生活中的一点调剂。
而这桌菜，一直由钟显清掌勺。作为站长，他处理着基地里的大小事务，从用地需求、房屋修葺，到水沟补漏，厨师也由他兼任，水平说比肩大厨也不为过。
但来海南之前，钟显清其实一道菜也不会做。
2010年9月16日，钟显清对这个日子记得很清楚。到海南的第一天，发现这里没有空调，没有网线，只有一个洗澡间，繁忙季节往往几十人排队等着，连吃饭也是各个课题组单独解决。
直到那年趁着国庆团聚，才定下一起开伙的传统。
钟显清是留守南繁基地最久的人，每年都要待上十个月。只剩自己一人时，他会拿出《弟子规》《笠翁对韵》《声律启蒙》反复誊抄，打发无聊日子。
艰苦、闷热尚能忍受，与家乡相隔千里的烦忧却难以排解。最开始那两年，钟显清把妻子也带了过来。两人从青年到中年从未分开过，直到钟显清成为南繁人，分离成为常态。
欢送仪式接近尾声时，妻子打来视频，钟显清像以往数千次那样接起来，闲话几句家常。
有一年，他在基地收到母亲的病危通知，“太远了，到底没能赶上”。
基地里还有两位女性科研人员。杨莉作为研究所水稻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从2005年第一次来海南，到现在也有16年了。
“本来就是农民，没觉得有什么太苦的，干久了还有点情怀在。”
杨莉所在的优质高效安全种质创新与应用课题组至今已选育出3个超级稻。她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退休前选育出一个粳稻品种，“选出一个好品种，农民说我就要种这个，以后老了回忆这点小小的贡献，很有成就感。”
坐在对面的游书梅副研究员比杨莉还要早一年来海南。她先生也在这个团队，因为得留一个人在家照顾两个小孩，两人便轮流过来。
相比于苦，南繁人更大的挑战来自天气。
水稻每年要在海南种两季，秋繁常常会遇上台风天。有时刚插完秧就被冲得乱七八糟，需要从淤泥里把秧苗救出来冲洗。如果授粉期碰上台风，隔离布都会被撕得稀烂，防鸟网也整个掀翻，所有工作都得重头再来。
而这只是无数南繁人生活中的一些缩影。
从1956年至今，已经有超过50万人和他们一样，在追逐太阳的过程中，将艰辛、枯燥和孤独视作平常。
在海南，现在有三大科技城，分别是三亚深海科技城、文昌国际航天城和南繁科技城。
南繁育种被放在了与深海科技、航天科技同等重要的位置，作为海南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来建设。
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的数据显示，近10年来，主要农作物中，由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品种有1345个出自南繁，占总数的86%；由省级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品种，有91%经历了南繁。
丁国祥说，现在育种有很多高科技，但无论哪种技术，最终都要在田里面种、田里面选。而南繁，就是亿万颗种子经受“田间选择”的必经旅程。
南繁基地，被誉为“中国饭碗”最坚实的底座。
如今海南正在打造中国种业硅谷，除了加代繁育外，未来这里还将成为中国农业创新的前沿阵地。
南繁育种研究65年来，从南繁基地走出来的人物，名字也都如雷贯耳，比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半矮杆水稻之父”黄耀祥、“西北瓜王”吴明珠、“玉米大王”李登海、“抗虫棉之父”郭三堆等。
随着一个个农业奇迹的实现，南繁的意义也从最初解决粮食短缺，到如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推进相关产业升级。
目前，全国在海南省建设的南繁基地单位共有677个，其中三亚市262个，乐东县211个，陵水县204个，共覆盖物种40多种。
海南省南繁管理局数据显示，陵水县繁育面积为5612.29亩，三亚市为54724.49亩，乐东县为118973.7亩。其中，三亚市的高粱种植面积约10亩，乐东县为1172亩，陵水县据了解目前只有四川省农科院水稻高粱研究所一家种植高粱，面积约10余亩。
三市县均位于北纬18°线以南，三亚在中间，陵水在东南，乐东在西南。后两者被称为三亚的“左膀右臂”，并且都属于海南省直接管辖，是“直辖县”。
以三亚、陵水、乐东三市县为主，海南形成了全国最大的农业科技试验区。
之所以南繁基地集中于这三地，首先是因为气候。
陵水属于热带岛屿季风气候，境内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又使温热终年不散，且冬春几乎不下雨，年有效积温能达到7800～8200摄氏度（有效积温指高于10摄氏度），而三亚和乐东的气候条件，比陵水还要好上几分。
三亚地处海南岛最南端，古称崖州，如今南繁科技城的全称就叫三亚崖州湾南繁科技城。相较于陵水年平均气温25.2摄氏度，三亚能达到25.7摄氏度。
乐东除了气候适宜外，还有一个明显优势就是土地资源丰富。在乐东，山地和丘陵面积能占到70%，这两种地形都很适合发展热带作物，而滨海平原则适合发展粮油、糖蔗、瓜菜等作物。
由于气候条件绝佳，土地资源丰沃，乐东一直都是海南的农业大县，也成为南繁的最佳选择。
有趣的是，这三市县，也是东北人最多的地方。美食街上，东北餐馆鳞次栉比。
也许人和作物都有着天然的倾向性。最适合冬季来养生的地方，也恰恰是农作物加代繁育的天然温室。
对南繁事业来说，高粱的比重并不大。而对于白酒行业，南繁却几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好酒地理局曾做过一组“高粱记”的报道，团队为此赶赴东北平原、川黔丘陵，见过辽阔壮观的机收场景，也看过山谷间层层叠叠的高粱“梯田”。从高粱的起源到其使命的变化，从田间地头到酿酒车间，均在其间，但还有一块空缺。
那就是南繁，这里是源头，无论如何也得来看看。
出发前，丁国祥发来一张郎糯红19的照片，说“还留着”。为了赶在这一小垄郎糯红19收割之前，我们决定第二天就前往海南。
4月初，丁国祥曾回过一次泸州，是郎酒邀请他回去的。
当时，郎酒正举办第二届郎酒庄园三品节，郎糯红19获得品质奖，丁国祥代表研究所领取了10万元现金和零售价约40万元的产品奖励。郎糯红19的选育工作，到今年已有20年之久，这是郎酒品质基因的根源。
不止郎糯红19，泸州老窖的专用高粱品种国窖红1号也是由丁国祥团队选育。
这些名酒厂其实都有同一个品质源头——南繁。
能被带到海南的，都是在云南优选过的“关键材料”。除了上述品种外，还有金糯粱1号、川糯粱2号、机糯粱1号等。
许多年前，当研究所在陵水撒下第一颗高粱种子时，当地人甚至根本不认识高粱。
不仅人不认识，鸟也不认识。最开始防鸟网其实派不上什么用场，因为鸟根本不吃。但经过数十年的南繁，陵水的鸟儿也学会识别高粱了，“它们会挑颜色浅的吃，因为单宁含量低，不涩口”。
直到今天，研究所也是唯一一家在陵水种高粱的，其余多数分布在乐东。
结束陵水的采访后，我们便赶往位于乐东县佛罗镇的吉林省农科院海南基地。
很少有人知道，东北粮仓在海南打造“农业芯片”，是从高粱开始的。
1965年，吉林省农科院第一次带到三亚市南滨农场的种子，就是高粱。当时只种了1亩地，第二年就增加到300亩。自南滨基地建成以来，已先后育成玉米、水稻、大豆、高粱等465个农作物新品种。
2011年，在南滨基地外，吉林省农科院又新建成了乐东基地。如今吉林省的南繁基地，也是国内在海南建设面积最大的农业科研育种基地，占地上千亩。
吉林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高粱一室主任、国家高粱产业技术体系遗传育种岗位科学家高士杰告诉我们，近几年吉林省农科院在海南的高粱繁育面积一般是15～20亩，主要是做加代育种。今年因为新增了抗除草剂品种筛选，种植面积增加至42亩。
除高粱外，基地目前还大面积种植了另外一种酿酒原料——油莎豆。这是一种原产于非洲及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植物，被中国引进后多种植于黑龙江、北京、河北、湖南、山东、四川等地，是一种综合利用价值很高的油、粮多用新型作物，也可用作酿酒。
目前，市面上已经出现了以油莎豆为原料酿造的酒。
我们此次海南行的最后一站，是同样位于乐东县的贵州省南繁基地。茅台酒酿造唯一指定的红缨子高粱，也曾经过这片热土被选育出来，此后每年依然会通过南繁，不断进行品种升级。
作为红缨子高粱的品种选育人，仁怀市红缨子高粱协会理事长、红缨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涂佑能第一次到海南做高粱加代繁育，是在1999年，过去一直是租用农户的土地。
直到去年，由贵州省政府投资建成的贵州南繁乐东基地正式投入使用，贵州“南繁人”终于有了一个稳定的家。如今，贵州南繁基地已全部被纳入到国家南繁育种核心区永久保护，彻底解决了南繁科研用地不稳定的问题。
针对酒用高粱的品种选育，贵州省也高度重视，不仅成立了由省内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还每年拿出3000万，对高粱基地建设进行扶持。
从最早只有1亩高粱地、鸟儿都不吃，到如今高粱南繁在众多省份受到普遍重视，背后所折射出的是中国白酒产业近些年的快速崛起。
先有好高粱，然后酿好酒，而好高粱的前提是，先要有好种子。南繁，作为种子选育离不开的重要一环，也成为上万亿白酒产业的源头所在。
在英州镇的小院子里，我们还见到了四川省农科院水稻高粱研究所原所长、四川水稻育种攻关首席专家郑家奎。
两年前，郑家奎做了肝移植手术，现在来南繁基地，他妻子也会一起来。在他杵着拐杖站在田间为我们讲解时，他的妻子一手拿药，一手端水，从田埂另一头走过来。郑家奎娴熟地接过药吃下，并叮嘱“从这条路回去好走些”。
郑家奎第一次来海南的时间，比丁国祥还要早上几年。有一年他刚刚坐船到海口，就遇上刮台风，所有宾馆都歇业，他抱着行李在桥洞下站了一夜。
搞水稻研究几十年，郑家奎担任着好几个国家项目的首席专家，他也一直在思考水稻品种选育的未来方向。“水稻发展到今天，一是要按照不同的用途，逐渐细化目标。二是过去都讲亩产量，现在这个指标应改为亩产值，不但要实现亩产量，还要能卖得出去。”
他的研究也因此变得丰富多样。在英州镇的繁育基地里，除了作为粮食的水稻外，还种植着用于暖季型牧草、田园美化的各种水稻材料，此外还有为酿酒产业专门选育的酿酒专用稻。
郑家奎带我们看了几方酿酒专用水稻试验田，他分别拔了两株食用水稻穗和酒用水稻穗，放在手心对比，“吃的水稻长而细，酿酒的水稻短而宽”。
衡量稻米品质性状，最重要的指标是垩白度，即稻米中白色不透明部分的比例。垩白度高的大米，结构中含有较多空隙，质地不够密实，加工时易破碎，却是酿酒的上好原料。
“对传统白酒固态发酵而言，垩白度高，更有利于微生物钻入籽粒中。”
按照优质饭米的标准，100粒稻米中含有垩白粒的比例，普遍在2%～3%，最多不超过10%。而酿酒用的稻米，垩白粒率则要求在50%以上，最好能达到80%～90%。
为了更耐蒸煮，酒用稻米和食用稻米也有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指标。一是直链淀粉含量，饭米一般在14%～15%，到20%就已经偏高了，而酿酒需要24%以上。
第二是胶稠度，胶稠度越大，米饭越柔软。食用水稻的胶稠度多在60mm，有的品种能达到80mm以上，而酿酒则要求胶稠度小于60mm。直观来说，就是饭米越软越好，而酒米是越硬越好。
过去，优质水稻品种的选育标准都是以食用指标为主，而酒用水稻的指标几乎是完全与之相反，普通的稻米并不能满足酿酒所需。对酿酒而言，专用原粮的品种培育和基地建设，将成为保证白酒品质稳定的重要课题。
目前，酿酒专用高粱的培育已相对成熟，包括茅台、泸州老窖、郎酒、汾酒等众多酒企，均拥有专用的高粱品种，但其他酿酒原料尚未形成专用粮体系。
郑家奎告诉我们，由研究所专门选育的酿酒专用稻，去年已在五粮液进行酿酒试验。此外，研究所在泸州基地也有一个试验酒厂。如果试验效果不错，未来有可能会大面积推广。
而就在我们离开海南后不久，5月9日，2021年四川省酿酒专用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会议在宜宾召开。
这次会议上，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万建民、北京工商大学校长孙宝国、沈阳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所长陈温福、贵州大学校长宋宝安、西北农大旱区作物逆境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康振生、中国水稻研究所所长胡培松等多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同探讨了酿酒专用粮的发展规划。
也许在不远的未来，除了酒用高粱外，专为酿酒而生的水稻、玉米、小麦也将陆续迎来选育热潮。
那时，它们也会踏上海南这片热土。就像一代代的南繁人，继续在这座岛屿和内陆之间，追着太阳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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